9月26日 星期一 阴

永远跟党走：政治家刘国钧成长之路

（常州先贤刘国钧系我校创办人，他的事迹和精神是我们修身、齐家、干事业的好榜样。笔者在2021年整理了本文并发表于报刊。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在学校6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回顾政治家刘国钧成长之路，对我们立德树人、修身进德会有某种启迪。）

1945年，刘国钧到了美国，一面为考察世界纺织业生产而四处奔劳，一面为大成公司战后复产而未雨绸缪。随着欧洲战事稍定，刘国钧就开始预订设备，但缺乏足够的资金，他遂寻求中国银行作担保。宋子文同意中国银行提供担保，但提出条件，中国银行要参股大成公司。刘国钧对官僚资本的贪婪是有清醒认识的，一旦官僚资本参股，公司势必受其控制，所以宁愿得不到担保也不接受。

此时，陈光甫、卢作孚已先期抵达美国。陈光甫邀请刘国钧参加聚会，与卢作孚、范旭东等人交往，纵谈实业救国大计。陈光甫、卢作孚、范旭东等人有高昂的政治热情，也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刘国钧的兴趣则局限在复兴大成公司和民族纺织工业上，对政治则抱有深深的疑惧。一直以来他都是游走在政治的边缘，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来美之前还在重庆的时候，他也经常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政治时势的活动，但是他不敢深入涉足其间，唯恐染上政治色彩。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刘国钧从美国回到国内，迅速地恢复了大成公司的生产。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动荡不安、祸福无常，他感到恐惧。他找到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的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总经理何淬廉，赠送他们巨额股份，聘请他们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同时，国民党江苏监察史程沧波是常州人，为应付复杂的地方环境，刘国钧也把干股赠与他，聘请他担任董事。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限制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大成公司在上海商业银行存有大量黄金和外汇，正是国民党政府要侵吞的猎物。此时共产党的军队已进至江北，蒋介石已经做好败逃的准备。形势如此险恶，刘国钧只有等待时机，随机应变。所幸的是，国民党向台湾运送黄金的绝密行动，被英国人公诸于报端，政府不得不暂行放开外汇，刘国钧迅速地向香港转移了钱款。不久，刘国钧避走香港，以作应变之计。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刘国钧思念故土之情日益强烈，他向消息灵通人士打听消息，急着要回大陆又显得疑虑重重。国内消息传来，他的好朋友黄炎培先生，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无锡荣德生担任了苏南行署副主任，大成公司何乃扬当选为常州市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他逐渐信任共产党。

终于，1950年9月，他从香港启程返回大陆。不久，刘国钧去北京参加轻工业部召开的会议，他见到了黄炎培，黄炎培邀请刘国钧参加民主建国会，刘国钧没有答应。刘国钧考虑到，自己是办实业的，在工言工，在商言商，一生无党无派，倒也落得无忧无虑。国民党统治时期政界的乌烟瘴气情况，使他视政途为畏途。不久，他明白，现在民主党派已经不是国民党时期的政党，参加民建会有利于自身的改造。1951年3月，民建会无锡分会成立大会召开，黄炎培来到无锡，介绍刘国钧参加民主建国会。与此同时，中共苏南区党委在无锡召开苏南统战会议，决定建立民建会常州分会，刘国钧负责筹建工作。刘国钧回到常州，立即联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组建民主建国会常州分会筹备委员会，为成立民主建国会常州分会忙碌工作。

1951年冬天，“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全国展开了揭发资本家不法行为的运动。这是刘国钧在新中国面对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他感到忧虑不安。但是回顾自己大半生的奋斗史，他问心无愧，没有做过什么重大的违法事情。何况以前对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经验，正好借五反运动考验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程度。但是，在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刘国钧把日本货改头换面发了财”，“刘国钧从香港回来不是真心地拥护共产党，是为了发财”，刘国钧靠剥削工人阶级发家致富，各种污蔑、指责、质问汹汹袭来，他仍然感到气愤、委屈、冤枉。他写了一份检查材料，把他犯过的各种行贿行为、暴利和盗窃国家财富的行为、偷税漏税行为、偷工减料行为、大成公司所有外汇及台湾资产等等一切情况，作了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的交代。他检查了思想深处的个人英雄主义，他也承认自己办实业的私心。刘国钧所作的交代和检查，不无夸大失实之处。大成公司最终被核定为守法户。经过了五反运动思想改造，刘国钧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赖了，对中国共产党更加拥护了，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1953年1月，常州市工商联合会成立，刘国钧当选为主任委员。这一年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华东行政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刘国钧兴致勃勃地前往参加。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萌发了一个愿望：争取第一批公私合营。在华东行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紧接着就是民建总会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刘国钧兴致勃勃地赴北京参加会议。就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国钧慷慨激昂陈辞，尽快创造条件，尽快争取公私合营，以实际行动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大会归来，刘国钧立即投入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教育工作。他目光如炬，剖析了工商界存在的四种顾虑。第一种顾虑是担心股权被低估，刘国钧说，公私合营是为了办好企业，而不是损害企业，所以政府一定会公平合理地估价；第二种顾虑是“年纪大了，几十年的心血都花在工业上，将来会不会被一脚踢开？”，刘国钧说，毛主席早在1950年就说过，如果对革命、建设有贡献，等到将来实行工业国有化，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第三种顾虑是今后自己的子孙怎么办？刘国钧说，“生意钱，三十年”，过去我们所谓为子女着想，其实是害子女，使他们养尊处优，结果要破败。人民的国家为全国人的子孙后代着想，我们的子孙自然也包括在内，岂不更好？第四种顾虑是有些中小工业家担心目前自身不具备实行公私合营的条件，某些商业资本家反映“想过渡只是找不到渡船”，刘国钧说，国家资本主义有如一条宽阔的公路，可以行汽车、马车，也可以驶三轮车、独轮车，就是步行也可以。

1954年6月1日，大成纺织染公司和常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公私合营协议书，正式宣布实行公私合营。刘国钧感慨万端，他说，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的事业，不会长久，传到两代、三代的很少；公私合营之后，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事业，企业也就变成了属于国家的千秋事业。企业属于国家，也就是属于人民，我们都有一份在内，这等于说我们私人的事业变成了千秋的事业，我们办工业的人的最高欲望就是为了办千秋事业。

大成纺织染公司是江苏省第一家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也是国内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在工商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6年，在江苏省一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国钧当选为副省长。

刘国钧经历过民族历史的沧桑巨变，感慨良多，1955年，他在江苏省一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真诚地谈论对“命运”问题的体会，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人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只要真诚地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任何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辛亥革命时期起，刘国钧艰苦创业，一步一步成长为常州第一大民族资本家。抗日战争时期，半生事业毁于一旦。抗日战争之后，他以为中国也可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了，但现实是国民党政府统治腐败、贪婪，帝国主义倾销、逼迫，民族工业依然只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夹缝中艰难地求取生存。只有到了新中国，他才找到了掌握自己命运的道路。经过洗心涤肺、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看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认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心诚悦服听党话、跟党走，走上了一条工商业发展的光明大道，实现了“第一批公私合营”的宏愿。无论是前期创办实业，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推动公私合营，刘国钧的名字都是要写进史册的。（文/校纪委 金立畅 审/吴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