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 星期日 晴

汤包馆

两年前，当我最后一次和留下来的同学打扫好考场，用扫帚柄儿把三十张桌子全都对齐摆好，最后一个走出教室门，回望突然空荡下来的教室，和班主任告别然后骑上电动车在上午十点多钟的炽烈的阳光里扬长而去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会有一天，坐在比我高中时抱怨过无数遍的狭小的课桌敞阔得多的图书馆的桌子上，满心凄然。

两年前，我还没有想过会有一天，我会忘记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而把抛在脑后的恍如远古的琐事全部拉出来，一遍一遍地温故复习。我曾经自以为它们会很快湮没在每一天熹微的晨光里，却未曾料到它们竟如同荆棘，反反复复的摧拉着我的身体。我强忍着疼痛，一寸一寸地向前爬行。

两年前，甚至从十多年前开始，我满心憧憬着大学，但是却从来没有仔细咀嚼我想象中的它究竟是什么味道。我在心里默念“大学，大学”，然后天真地凭借消耗完的内能又转化为内能，踽踽前行。我没有问过任何人大学会是什么样子，而是在心里建起一座乌托邦，没有选址，没有蓝图，只有空荡荡的白云，白云飘啊飘——一整天的阴云，今晚似乎有雨。我甚至没有想到过会有一天，只把天气分为两个部分，下雨天和不下雨天。在没有雨的日子里盼望着下雨，在下雨的日子里盼望着继续下雨。

两年前，我更没有意识到，我会像今天这样，打开手机，连上网络，一遍一遍地刷着空间的动态，看着安安静静的消息栏发呆。断掉网络，关上手机。在周身环绕的孤独里，拿起碗口大的诡异的西葫芦馅的包子，咬上一口，咸得浑身战栗。

涟水军民中心村门口的天津汤包馆不知道如今怎么样了？三年里，我看过天还没亮就挤在门口买小笼包汤包茶叶蛋的人群，我看过冬天炊烟般腾起的热气，我听过老板吆喝算账的声音，我听过雨水从买包子的人的雨衣上滑落的声音，甚至听到过老板的父亲去世，关起来的门里哭喊的声音。我万般自豪地见证了它由小到大，由一间到两间，由只卖包子到兼营炒菜炒饭拉面炒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天早上，我对老板大叫“老板来八笼肉的小笼包带走”时老板脸上惊愕的表情。那是六月初的早上，正是如今的枝叶浓郁的时节。

如今仔细地想一想，那家包子店算是从汽车站通到高速公路的那么长的炎黄大道上最像样的一家了。上高一的时候，门上挂着的还只是依稀可辨的印着一笼包子的褪了色的破招牌。只有一间小门面，店里面摆着五六张油迹斑斑的老式桌子，餐巾纸、咸菜、筷笼随意堆放在桌子上。到处都是高低错落的大大小小的黑乎乎的手印的墙上，挂着几幅品味随意的风景画。正对着门面朝南的墙上贴着几个红通通的大字：“粥一块钱一人，咸菜免费。”玻璃门旁边，高高摞起来，有两个人高的蒸笼招摇着我对全世界所有卖小笼包的地方最大的兴趣点：“最上面那几笼包子究竟是怎么上去又是怎么下来的？”老板就站在比他人高得多的蒸笼旁高声吆喝：“蚂蚁菜馅的一笼！豆角馅的一笼！肉馅的一笼！带走，在这吃，里面坐！”寒冷的冬天里，最大的喜悦是把把小笼包拿在手里滚烫的快感，然而被腾腾的雾气模糊的眼镜却又是我最大的悲哀。下雨天买包子确实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得先把电动车停到屋檐下，脱掉雨衣下车，买到包子扔进书包穿上雨衣再顶着打在脸上的雨水骑车离开。如今回忆起来，在我的潜意识里，帮别人带小笼包改善食堂糟糕的伙食，似乎不是雷锋同志永垂不朽，在某种程度上，倒是一种莫名的自豪和优越。

大概是在老板的父亲去世后，老板盘下了旁边的店铺，打通了相隔的墙。终于抹掉了墙上乱七八糟的手印和锅台上陈年的油烟，重新装修了店铺。广告牌换成了红色的铝材和发光字——“天津汤包馆”赫然在目，加上了一块LED屏，换掉了桌子，贴上了墙纸，咸菜免费的红色大字又换了个地方贴在雪白的墙上，朝南的墙边依然放着好几桶一块钱一人的粥，小米大米玉米，绿豆黑豆红豆似乎也都全了。

倘若有时间，我走进洞开的玻璃门，小心踩在被泔水湿滑的地砖上，在老板的吆喝声里坐下，取来一笼汤包，盛上一碗八宝粥。没有单独的桌子，便只能在陌生人身边坐下，听隔壁桌一大家人说说家务事——男人和女人在大声地交谈，小孩在旁边拿着小笼包玩，男人呦呵小孩快点吃，女人拿下小孩手里的小笼包喂他。对面桌上的老人缓慢地咀嚼着嘴里的豆腐馅，间隙里低头喝上一口玉米粥。忽的在他抬头的瞬间和他目光相对，眼神里满是沧桑和沉着。不用自己收拾碗筷，吃完之后，到老板那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吃了什么，给钱走人。我曾经设想过无数次，如果我刻意少说什么东西，想必忙里忙外的老板也定然是不知道的，可惜我终究没那么试过，以后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抠掉咸得过分的西葫芦馅，我艰难地把剩下来的面皮儿吃完，走出食堂，“山雨欲来风满楼”，想起昨晚闭上眼睛听头顶风扇的声音，冥冥里仿佛听到了狂风在窗外呼啸，夏天的暴雨打在窗户上嚓嚓的声响，便不由地热泪盈眶。

好像人世间的来来往往总是那么的寡淡，就像汤包店里无由的坐在旁边和对面的人，一言不发的邂逅与停留，都在慢慢走出店门后老板结账的吆喝声里化为乌有。